近代日本作家凝视的中国风景上海老城厢湖心亭(6)

湖水上的茶楼“像叠加起来的阳伞般歪斜着”，这完全符合湖心亭的结构特征。至于“琉璃釉面的台阶”，应该属于“新感觉派”式的略有夸张的修辞。在小说的这一段落中，“琉璃釉面的台阶”的意象反复出现。参木和芳秋兰下楼之后，随即走进了从窗边俯瞰到的这番景致之中，“石板铺就的窄窄的路犹如迷宫一般曲回。头上垂下来的招牌、幌子遮天蔽日，下面每家店铺的店头，都摆着成排的一头翘起的象牙。参木喜欢在这没有异国人混进来的街上行走”。②横光利一：《上海》，第140页。

仅就这段空间与景致的描写而言，即便运用了不少奇异的比喻与辞藻，却因循了东方主义式的视角，刻意渲染外来者眼中的异国情调。作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审美趣味恰恰是建议他来沪的芥川龙之介所批判的。让领导工人运动的女革命家居住在这种传统色彩浓厚的市井空间，实则损害了人物的真实性和现实感。前田爱就指出，让共产党员芳秋兰住在古典化风格的街区里并不合适，将其居住地点放在闸北一带应更为合理。③横光利一：《上海》，第464页。但对横光利一而言，如此设计有其人物塑造的连续性。这位相貌美艳的革命家，在小说里被置于参木的欲望对象的位置之上。早有日本学者指出，相比其他出场人物，参木对芳秋兰的凝视频率极高。④十重田裕一：《横光利一〈某长篇〉备忘》，《绣》第1号，1989年5月，第82页。也就是说，作为被凝视的对象，芳秋兰和湖心亭其实是具有对应性的。

横光笔下的湖心亭虽因过度的审美化而远离了污秽，但兼为小说的“摄影机之眼”的参木却以一种极端方式和粪尿发生了近距离接触，而且，这一结尾处的情节，显然隐喻了滞留上海十年之久的参木与上海这座城市之间的某种关系。参木听说芳秋兰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枪杀，当他夜里站在桥上回想芳秋兰时，突然被几个壮汉从桥上扔到了一条满载粪尿的船上。被排泄物淹没到脖颈处的参木，却还幻想着对方的热唇。似乎只有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他才能够脱去身为“日本人”的身体性和社会属性，回归一个纯粹的肉体，在想象中拉近与欲望对象的距离。而作为上海之“不洁”元素的粪尿，似乎又成了变相的情欲表达的特殊媒介。

武田泰淳在他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上海的萤火虫》里这样评价横光利一的《上海》：“《上海》成为新感觉派竭力冒险的一座纪念碑，但其中却有某些错位，有某些不足。他虽然倾注了善意、热情与才能，但文学化的东西过多。文学者的创新和挑战都早已黯然失色，唯有被描写的上海却毫发无伤地依然存在。”⑤武田泰淳：《上海的萤火虫·审判》，小学馆2016年版，第129—130页。

武田泰淳曾是竹内好在东京大学发起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在第一部著作《司马迁》出版一年之后，他于1944年6月来沪，任职于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至1946年3月回国为止共旅居一年零九个月。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尝试文学创作，《上海的萤火虫》就是根据这段经历撰写的纪实性小说。

2018年笔者在《早稻田文学》（春号、初夏号）上介绍了对二战末期上海发行的日文刊物《大陆》的调查研究，其中的成果之一是挖掘出了武田泰淳在《大陆》创刊号（1944年10月）上发表的随笔《城隍庙附近》。⑥秦刚：《杂志〈大陆〉的再发现——战时下上海发行的日文期刊》，《早稻田文学》2018年春号。该号全文收录了武田泰淳的《城隍庙附近》。同时期冯裕智的论文《武田泰淳与〈大陆〉杂志——兼谈〈大陆〉杂志刊行始末》（《宁波工程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对武田泰淳与《大陆》的关系也有考察。此文是该刊“上海景物诗”系列的首篇文章，未见于作者的任何作品集及全集，属于一篇重要的轶文。巧合的是，这篇随笔文字观察和描写的对象，就是城隍庙和湖心亭。文章发表时采用的插图是当时居住在上海的女画家村尾绚子创作的湖心亭、城隍面的素描。在接受《大陆》的稿约后，武田泰淳和村尾绚子曾专程去城隍庙采风。根据文章的叙述，其步行路线和郭沫若的作品一样，先进入城隍庙游览，然后再穿行到湖心亭。文中写道：

池水是惊人的绿色，在各种杂乱的凄惨的色彩中，只有池水是纯粹的浓绿。湖心亭高高翘起飞檐的顶部残留着往昔的身影，细细的柱子、歪扭的窗、防晒的竹帘都古旧而无奈。横跨池水的混凝土砌成的桥以有趣的形状曲折蜿蜒。但桥上的行人极为不洁。池水周围拥挤的楼房和酱园酿造厂墙边的路面也极为不洁。但最为不洁的就是这呈现着美丽的绿色的池水。①武田泰淳：《城隍庙附近》，《早稻田文学》2018年春号，第322页。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jtdxxb.cn/qikandaodu/2021/0707/7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