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作家凝视的中国风景上海老城厢湖心亭(5)

乌龟的这种伟大的精神，的确对中华民族作了伟大的贡献。所以城隍庙最后还是一个上海民众教育馆。①《适夷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1—422页。

对九曲桥下的湖水，楼适夷也使用了超出卫生状况评判的“丑恶”一词，认为里面流着“比尿更丑恶万分的东西”。继之，又以桥下的“乌龟”借题发挥，反讽国人在“恶臭”之中逆来顺受，批判“中华伟大国的顺民”精神，其背后的用意，实则在暗讽国民政府刚刚签订的《塘沽协定》。该协定签署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便发布了《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城隍庙礼赞》一文当是楼适夷为呼应宣言而作。

楼适夷不需要借用湖心亭确认自身的文化身份，所以完全没有郭沫若那般的矛盾和纠结，而是立足于鲜明的政治立场，从一个相对的局外角度，抨击“乌龟”所表征的“中国民族性”；并基于政治宣传与民众动员的用意，称城隍庙为“上海民众教育馆”。撰写此文时，楼适夷正负责编辑江苏省委机关刊物《斗争》，筹备上海“远东反战会议”。此后他出任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随即被捕入狱。

同为左联成员的阿英在一篇写城隍庙的随笔中提到，来沪的外国人都必去城隍庙，“芥川龙之介描写‘城隍庙’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了九曲桥的乌龟，和中国人到处撒尿的神韵，很艺术的写了出来”。②《城隍庙的书市》，载阿英：《夜航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55页。此文1979年收入香港三联书店版《阿英文集》时，同一句话改成了“至于帝国主义者，当然也要去，特别是初到中国来的，他们要在这里考察中国老百姓的落后风俗习惯，以便在《印象记》一类书里进行嘲笑、侮辱”。这句话里，即便“中国人到处撒尿的神韵”确实出自芥川的文章，但九曲桥下的“乌龟”其实来自楼适夷的文章。芥川笔下的那副“风景画”，经由夏丏尊翻译，作为《中国游记》的选译章节在1926年的《小说月报》上刊出，③夏丏尊选译的《中国游记》以《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为题，发表于1926年4月号的《小说月报》。参见颜淑兰：《论夏丏尊对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的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返照自身的镜像，而且，恰恰被左翼革命文学及民族主义话语所接受和反刍，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三、横光利一的“新感觉”与武田泰淳的“风景”解构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之所以在他旅华四年后的1925年10月由改造社结集出版，其中一个间接的因素与上海爆发的“五卅惨案”有关，此事件吸引了改造社方面的关注，促进了该社《改造》月刊转而关注中国的热点话题。芥川在自杀之前，对新感觉派文学旗手的横光利一格外赏识，并建议他一定去上海看一看。于是，在芥川死后第二年的1928年春，由改造社资助横光旅沪一个月。横光最终交稿完成的是一篇分为数次发表的长篇小说。1932年出版单行本时，在编辑的提议下定名为《上海》。这部以“五卅惨案”为题材创作的小说，为作者赢得了日本都市小说第一人的名声，也被评价为新感觉派风格的集大成之作。

从城市空间角度详细解读了《上海》的第一人是文艺评论家前田爱。他在《都市空间中的文学》中将小说主人公参木漂移不定的虚无性格，解释为作者令其在上海城市空间中自由移动，并起到“摄影机之眼”的作用的一种身份保证。而环绕在主人公周围的日本女性宫子、阿杉和中国女性芳秋兰，则分别代表了国际化都市上海的“殖民地都市”“贫民窟都市”“革命都市”的不同侧面。④前田爱：《都市空间中的文学》，筑摩学艺文库1992年版，第457—498页。

横光利一在《上海》中刻意隐去了绝大部分街巷的名称，但他为领导纺织工人罢工斗争的女性革命家芳秋兰所安排的居住空间，可以断定原型就是湖心亭周边。在纺织厂罢工之后，工人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参木从混乱的人群中将芳秋兰救出，自己也受重伤的参木翌日早晨在芳秋兰的家里醒来。从窗户向外眺望，他看到如下一番景致，宛如从俯瞰视角绘制而成的一副印象派风格的绘画：

池水中茶楼的风雅的姿态，像叠加起来的阳伞般歪斜着。每一级都像镶了一面镜子的琉璃釉面的台阶，在水面上熠熠发光。淹没于人群中的奢华的石桥栏杆，在挤满鲤鱼的水面上曲折蜿蜒。人群犹如参加庙会一般在金色的招牌下骀荡地流动。①横光利一：《上海》，岩波文库2008年版，第139页。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jtdxxb.cn/qikandaodu/2021/0707/7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