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作家凝视的中国风景上海老城厢湖心亭(4)

这篇小说对湖心亭的建筑结构描述至细：“亭子的结构是一列三间的二层建筑，正中的是四方亭，左右各附一个较低的八角圆亭。各层的屋顶在屋角上都有险峻的鳌头，倒画着抛物线形的无穷曲线向空中飞跃。”⑤《郭沫若全集》，第九卷，第411页。而且，“我”一眼就看出这座亭子的基本结构是由多个部分组合而成，“亭的后部上下两层各添出一部分长方形的寻常建筑，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是后来添补上去的”。他认为添补上的部分完全是“佛头的烂污，续貂的狗尾”，只能用“杀风景”形容。而石板铺就的九曲桥上更为触目惊心，“每一曲折处坐着一个叫花子，有的立着便向湖里洒尿，有的坐在桥栏上便扯起污来”，这里已经成了“宏大的露天便所”。而且茶楼入口处的东侧就是小便坑，一道木槽将小便直接引到湖水里。这让他不禁感叹：

——哎，颓废了的中国，堕落了的中国人，这儿不就是你的一张写照吗？古人鸿大的基业，美好的结构，被今人沦化成为混浊之场。这儿汹涌着的无限的罪恶，无限的病毒，无限的奇丑，无限的耻辱哟！

美好过的我们古人！你们的成绩虽然已掩蔽在那重重的丑劣的秽障之中，但你们的精神不是通过了那千重万层的秽障来和我接触了吗？我想这池水里面，在三五百年前一定植满着美好的荷花，那四周的商场一定是修整的林树。在那时一定有清脆的好鸟时常飞到林间歌吟，一定有悠然的游鱼在清可鉴底的荷池中浮泳，荷花开的时候，满池都浮泛清香。那时或许会有如高青丘一类的诗人在那亭榭间赋诗饮酒。啊，那种消逝了的美好哟！丑恶的榴弹，一个个打碎我们的神经，我们后人已经成了混坑中的粪酱了！

——哎，要解救中国，要解救中国人，除非有一次彻底的兵火！不把一切丑恶的垃圾烧尽，圆了寂的凤凰不能再生！①《郭沫若全集》，第九卷，第412—413页。

在郭沫若的笔下，“混浊得无可言喻”的湖水成为“颓废”的中国和“堕落”的中国人的“写照”。但在这里，“我”不单是观看的主体，其实也是被看的客体。而且无论是观看还是被看，都有他者的视线掺入其中。因为“我”内化了他者的视线，所以“我”看湖心亭也几乎等于“我”被他者所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荣辱与家国荣辱难分难解，令“我”感受了无可比拟的羞耻感。基于这种羞耻感，湖心亭的负面含义被无限放大，乃至必须用“无限的罪恶，无限的病毒，无限的奇丑，无限的耻辱”这般夸张的排比才能表达。

郭沫若的文字中，也有一段和永井荷风相近的对“美好”往昔的浪漫主义想象，但是这股怀古之情，对他来说更意味着从古人的文化传统中寻求民族认同，进而在“古人鸿大的基业”早已沦落的现实面前，确立自身激进的政治立场和民族意识，最终落实于要用“一次彻底的兵火”改造现实的宣言。最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里传达出的这种革命的意志。如果说“我们后人已经成了混坑中的粪酱”的自我批判，承袭了五四新文学的国民改造思想，那么“把一切丑恶的垃圾烧尽”的呼号则带有浓烈的“革命文学”色彩。《湖心亭》可视为郭沫若从私小说风格写作转而追求文学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功能的转型之作，也是此时期作者对于“今日的文艺便是革命的文艺”这一认识的创作实践。

楼适夷以林翼之的笔名发表于1933年6月13日《申报·自由谈》的短文《城隍庙礼赞》，是中国左翼作家借用湖心亭来批判时局的另一个实例。楼适夷曾于1929年留学日本攻读俄罗斯文学，对日本文学也有深入的了解，回国后相继担任了左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等宣传部门的要职工作。

《城隍庙礼赞》从“四五十部黄包车”的高鼻蓝眼的西洋人观光团前往城隍庙的场景说起，分析其中的因由，说在外国人眼里，外滩、霞飞路不过是“上海的皮毛”，城隍庙才是“上海的心脏”。逛了城隍庙后若是去湖心亭喝茶，“更会认识中国民族性的伟大，臭气腾腾的小便处旁，有人正品茗清谈”。

虽在闹市，如绝尘嚣，参透了这儿的三昧，才够得上做一个中华伟大国的顺民。但是这种精神，据说也有来源，那便是城隍庙里的一个湖。这湖上有九曲栏杆的九曲桥，桥底下流着泥汤一样的水，被日光蒸发着，发着绿黝黝的光面，放着一阵阵的恶臭。日本的文学家芥川龙之介，曾经亲眼看见有人在这湖里放尿，其实比尿更丑恶万分的东西，都望这湖里丢。但这是列名在中国大观里的名胜佳境，（亦犹万里长城虽被敲指为“新兴满洲国”的新疆界，而在决心收复的决心之下，总还是中国的名胜一样。）所以居住在这湖水里的乌龟，依然相信自己是在名胜佳境里，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有时候虽抬起头来在水面上喘喘气，或许也觉得恶浊得不好过，但一会儿又把头低下去，快活地顺受下去了。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jtdxxb.cn/qikandaodu/2021/0707/7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