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作家凝视的中国风景上海老城厢湖心亭(2)

可是城内的“不洁”，却全然没有影响到荷风走进老城厢的兴致。虽还未及弱冠，但他已经显露出日后专好散步于陋巷的城市漫游者气质。他称“邑庙为城内最壮观处，庙前如我东京浅草寺前”。“邑庙”即指城隍庙。随后他这样描绘了湖心亭和九曲桥：

渐行至内园前有一大池，据云夏天多莲花，今则香瘦呈秋风败荷之状，止于与残柳共哀之诗句。池中有楼阁翼然卓立，名湖心亭。内园之壮观，至此处为极。左右架石廊，云九曲桥。小史等徐步过桥，渐达湖心亭，重栏层壁今不及修缮，已无昔日之观。且亭中以店铺为市，贩卖茗茶，极为喧噪，使风情大减。若夏日倚栏杆低亚，满湖荷风，香气漠漠，凉气遍浸罗衣矣。盖游沪者必来一次且必看之处也。⑥《荷风全集》，第1卷，第369页。

此日正值农历重阳，荷花池中的荷花已经残败，茶楼的喧闹让湖心亭“风情大减”。但他却想象这里在夏季到来之时，必有一番“满湖荷风”之景。此文发表时署名为作者的本名永井壮吉，“荷风”是此文发表一年后才开始使用的雅号。可是，在如上引用的文字中，就已经出现了“荷风”一词。他用幻想出的“满湖荷风”的理想态，去覆盖眼前“败荷”之景的现实态。有趣的是，1912年他还曾在一张明信片上以“败荷”署名。当然，仅此还无法断定“荷风”的笔名就一定和《上海纪行》有关，但至少可以说，作者用想象力投射出的湖心亭的夏日之景，恰好和他无意识中的理想的自我像相符相通。

最后的“盖游沪者必来一次且必看之处”，也点出了湖心亭风景的特质。自19世纪后半叶，该景观经由文字、摄影、图像、绘画等一系列媒介，在他者凝视的目光下被定格和复制出来。而在本地人眼中，它原本并不具备观景的价值。这也能够说明，为何永井荷风称为“游沪者必来”的地方，在上海本地的文学中却鲜有言及。不论是清末的《海上花列传》，还是当代作家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都没有湖心亭出现。在上海本土的文学书写中，这里基本上是被排除在城市地图之外的。

海外作家关于湖心亭的最著名描述，来自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1921年春，受大阪每日新闻社派遣，芥川龙之介以海外特派员身份访华的第一站就是上海。他虽然在大学期间专攻英国文学，但在熟谙中国古典诗文方面，并不输给学过一年“清国语”的文学前辈永井荷风。他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大阪每日新闻》便对他即将在报上连载游记预告和宣传，称“芥川氏在现代文坛首屈一指，是新兴文艺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人所共知的‘支那’趣味爱好者”。①《“支那”印象记 新人眼中映出新“支那”近日本报即将刊载》，《大阪每日新闻》1921年3月31日。

在大正时期被称为“支那趣味”的文化现象中，创作过《杜子春》等中国题材作品的芥川的确身处其中。但在“支那趣味”一词所衍生的耽溺于中国古典想象的趣味化东方主义审美的含义上，来到中国后的他其实已经与之背道而驰了。从《中国游记》中可以看出，他抵沪之初便有意识地脱离“趣味”化的表层理解，试图捕捉中国社会的现实之态。他批判说：“一味沉溺于瓷器上的亭台、睡莲或者刺绣的花鸟之类的廉价且伪造的东方趣味，曾经在西方流行一时之后，如今已经偃旗息鼓了。那么，除《文章规范》和《唐诗选》以外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汉学趣味，在日本也应该适可而止地自行消失才好。”②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秦刚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页。正是这种对乌托邦式的、浅薄的中国观的祛魅意识，让他有了一番现实主义视角的湖心亭观察。

他写道：“沿着这条摊床街走到尽头，声名远扬的湖心亭一望在即。”可见在实地造访之前，他对此地早有耳闻。“说起湖心亭似乎应该很壮观，然而，其实那不过是一个看起来随时可能坍塌的颓败至极的茶馆。亭外的池水中漂浮着墨绿色的水垢，几乎看不见池水的颜色。池的周边砌着古怪的石栏。”③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第14页。此时，“正好碰见一个穿着浅葱色棉布长衫、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往池里小便。此处，芥川提到他曾因在小说中写如厕之事而被菊池宽嘲笑，但是，在写中国纪行时因场所本身的“下等”，不打破礼节就无法生动描写。这句本不必要的戏谑之语，未免落入歧视性话语的窠臼。④日本作家林京子在小说《预定时间》里，借主人公之口对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的此句戏谑之语发表意见说，“不打破礼节就无法生动描写”确是很好的表现，“但是，场所云云之见，就让人不快了”；“对《中国游记》的局部虽有抵触，但这部毫无阴翳的书，让我很喜欢”。《林京子全集》，日本图书中心2005年版，第2卷，第312、336页。但接下来，他精准地抓住了中国人现代公民意识缺失导致中国社会孱弱和封闭的要害之处，用散点透视法形象描绘了一幅具有“辛辣的象征”意味的“风景画”。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jtdxxb.cn/qikandaodu/2021/0707/7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