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学航空工程教育的创建与早期发展年(6)

1943年8月，交大航空工程系招收了1个班28名学生[22]。1944年8月，交大航空工程系根据航空委员会的扩招要求，招收了2个班78名学生([13]，页342)。11月7日，航空委员会下令征召航空、机械、电机、土木四系毕业生150—200人入空军机械学校高级训练班受训，交大随即号召学生报名。至11月24日，交大航空工程系共有7人响应号召。航空委员会对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教育非常满意，专门针对航空工程系设立了奖学金。1945年3月28日，航空委员会致函交通大学：“在贵校招收之新生学科成绩均甚优良，并能遵守纪律，实为不可多得，足见贵校训练有素。”([13]，页352)6月13日，航空委员会致函交通大学：“为鼓励学习航空工程，奖励成绩优良、家境清寒的学生，汇上补助费10万元，并附上航委会与交通大学合作办法实施细则及奖学金暂行办法各1份。”([13]，页353)

表1 交通大学航空工程专业历届毕业生人数(1936—1945年)[3]毕业年份毕业生人数毕业年份毕业生人数3无无

交通大学航空工程专业在抗战时期培养了一批杰出的航空航天科技人才。徐昌裕曾任航空部副部长；许锡缵曾任航空发动机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王裕齐、厉声林曾任北京航空学院教授；黄志千曾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飞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周广诚、王培生曾任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马明德曾任交通大学教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谈镐生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胡声求1944年在美国旧金山创办“中国飞机制造厂”，后转向航天科技研究；郑衍杲、郑际睿、李定夏、曾球藩曾任南京航空学院教授；王启德曾任美国布朗大学教授；杜庆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维政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李艮同曾任上海机床厂总工程师；卞荫贵曾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航天部207所和701所研究员；庄逢甘曾任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所长、航天部总工程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吴耀祖成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并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郑显基曾任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并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马龙章曾任沈阳滑翔机制造厂副总工程师。

6 办学特点与办学经验

抗战期间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北洋工学院(西北工学院)、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教育有四点相似之处：一是都以本校机械工程系(学院)为办学基础；二是都以赴欧美留学归来的青年教师为教学骨干；三是都参考欧美大学航空工程系的课程与教材；四是都以支援国防建设为主要目的。与此同时，它们还有各自鲜明的特点。清华大学航空工程教育的科研成果最多，中央大学航空工程教育的毕业生最多，北洋工学院最早招收航空工程专业一年级新生，交通大学航空工程教育的专业方向设置最全。当时欧美大学的航空工程教育通常有三个专业方向：飞机结构、空气动力学、飞机发动机。交大航空工程系分了上述三个专业方向，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只分了飞机结构和飞机发动机两个专业方向，而中央大学和西北工学院的航空工程系没有分专业方向。这是因为交大航空工程系不仅师资力量较强，而且继承了交大工程教育“先博而后约”的传统。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交通大学在开展航空工程教育方面获得的资助比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少，但是办学成效明显强于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始终没能建成航空工程专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交通大学因为没能内迁，后来组建航空工程系时不得不另起炉灶、白手起家。面对诸多不利条件，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教育之所以能够取得可观的成就，除了得益于交大“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教学传统外，还有以下两条办学经验：

(1)与军方保持合作共赢的关系。在抗战时期，中国空军急需航空工程技术人才，所以一直支持各大学开展航空工程教育。在增设航空工程系的问题上，无论是在上海时期，还是在重庆时期，交通大学从军方获得的支持远大于从铁道部和教育部获得的支持。航空委员会不仅是交通大学开展航空工程教育最主要的办学经费提供者，也是最主要的教学器材提供者。与此同时，军方对交通大学航空工程教育的资助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大批交大航空工程专业毕业生选择加入空军。在上海沦陷后的1939年，14名交大航空工程门毕业生中，除了胡声求自费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留学外，谈镐生、曹克恭、郑衍杲、喻诚正、庞心正、郑际睿、王志望、陶式玉、王培生、张凤仪、李永嘉、潘昌运、王守之13人都辗转前往位于成都的空军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受训[23]。在抗战后期，交大航空工程系学生积极响应号召，中断学业从军，以优异的表现赢得航空委员会的好评。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jtdxxb.cn/qikandaodu/2021/0730/8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