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吧空间的双城逃离重读蒋濮小说不要问我从哪(4)

他们夫妻二人虽说不约而同地实现了对上海和东京“酒吧空间”的突围，可在逃离之后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抉择与去向。琳琳及时地调适了留学日本的心理落差，选择蛰伏底层，重新开始奋斗，“许多中国留学生都会用‘从零开始’来形容自己初到日本的经历……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都从头开始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做那些他们在中国不屑于做的低贱工作，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开启新的社会生活，为未来奋斗”[10]60。在王老板的帮助下，她到中国餐馆打工，“白天去日语学校上课，下午4点以后开始打工，一直到干到深夜12点以后”[4]37。她对未来的发展作了清晰的设计：上日语学校—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回国发展，并一步步地踏实前进，“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前往日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学历，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他们当中许多人都遵循了‘语言学校—大学—就职’这样的发展轨迹”[10]59。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蒋濮更强调“华夏”情结，在日本的落地生根似乎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这或许与她本人的留学生活体验有潜在联系，“到日本留学后，蒋濮既面临着新生活的挑战，又经历了一场婚变，但她很快走出不幸的阴影，在沉寂几年后重新开始创作，写出了她到日本后的第一篇小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2]289。

而亚非在遭遇话语失落、主体去势和黄金梦碎等一连串的打击之后，远离了充满诱惑与虚无的“酒吧空间”。但他并未接受底层身份的事实，不愿回家与琳琳共同经营家庭，尽管琳琳以亲情再三恳求“亚非，回来吧，为了我们的女儿”[4]102。而邵阳阳那边显然也不可能了，亚非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她所象征的欲望符码：“这个不择手段的，仿佛是由欲念幻化而成的女人，这个精灵一般的迷人的女人，这个已经无情地对自己关上了大门的女人呵……”[4]101-102颇值得玩味的是，小说结尾设置了一个抉择的情景——“亚非手插裤兜，恰巧就站在流浪汉和人流之间自然而然空出的一小条间隔上”[4]95。他无法融入人流，因为没有流向无家可归；同时他也无法接受与底层流浪汉一起并排坐谈，精神无从皈依。忽然响起的流行曲《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更是唱出了他内心的漂泊与无奈。于是，亚非选择了更为激进的生活态度，醉醺醺的他甚至扬言要与繁荣的东京搏斗。结局如何，蒋濮没有明确给出，但亚非似乎除了酒精的发泄与时间的消磨，并未寻到心灵救赎的方向，最后他接过流浪汉的酒罐，或许预示着妥协与回归底层。

四、结语

由琳琳和亚非在上海和东京“酒吧空间”的时空位移与情感变化，我们看到了蒋濮尝试从“文革”记忆叙事转向都市欲望书写的可贵探索。移民前她建立了以“文革”记忆为表达内容的叙事范式，譬如农村题材系列(《水泡子》和《迷失》)着重表现的是“文革”时期知青和农民生活状况，知识分子系列(《极乐门》和《死神手里拿的是迎春花》)主要反映经历“文革”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阵痛；而1985年移民后则开始突破以往的“文革”主题，“文革”记忆淡化为背景陈述，转向移民大环境下的都市欲望书写。她不似王安忆、卫慧和叶弥等作家纯粹传达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都市想象，而更多地倾注在上海人在东京的移民体验，涉及的是两个城市、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碰撞，《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就是典型代表。之后的《东京没有爱情》《东京恋》《东京梦》《异缘》等虽都对上海留日青年进行心理探秘，但就其文化的冲突与张力、欲望情感的艺术表达远不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来得鲜明突出。作为蒋濮赴日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它的意义不止于说明作者的创作转向，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日华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创作重心的渐趋迁移。按照吴奕锜和陈涵平的说法，“日本华人新移民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家大多从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出发……外在的观感多于内在的思考”[13]92，而“20世纪90年代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创作重心有了明显的变化……作品已逐渐从外在的观察转变为内在体验，而且，这种体验已不再局限于个人，而是逐步延伸至移民群体”[13]92-93。不得不说，蒋濮移民后的第一部作品就达到了同时代日华作家所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她较好地完成了男女主人公欲望冲突的细腻处理以及中日文化冲突的张力呈现，说是当代版的《沉沦》也并不为过。

[1]陈贤茂.陈贤茂自选集上册[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jtdxxb.cn/qikandaodu/2021/0707/7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