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吧空间的双城逃离重读蒋濮小说不要问我从哪(2)

为了维系奢靡的摩登生活，亚非抱持投机侥幸的心理，铤而走险地干起违法的炒外汇活动，“在当今上海滩炒这么一点儿外汇实在是小意思，何况零零碎碎，无凭无据，即使有了闪失也是查无去处”[4]13。拉康将欲望分为需要、要求和欲望3个层次。具体来讲，“需要是生理需要，相当于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所说的初级需要……要求就是归属以及爱的需要，属于中级需要”[6]53，而“欲望实际是要求减去需要之差。欲望在消灭了需要的个体性和要求的幻象性之后，达到了一个本体性的境界”[6]54。“当需要和要求变得仅仅为消费而消费的时候，我们的消费就是跟风追潮的时尚行为。时尚在后现代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关键词，是因为时尚蕴含着一种魅力。魅力是幻觉的集中体现，就在于主体自以为在此找到了持久的真理和本体，但其实是在错误的迷雾中跟踪着缺失的足迹。”[6]90所以，亚非并未获得真正的欲望满足，甚而反过来为欲望本体所奴役，为消费(欲望本体的形式表达)而疲于奔命，最后堕入歧途。他瞒着妻子参加上海某高官组织的一个“黑灯舞会”，后东窗事发，深夜在家中被警察带走，被撤职开除党籍并拘留4个月，岳父也因心绞痛猝然离世，家庭瞬间徘徊在破碎的边缘。为了家庭幸福，琳琳不得已只身搭上前往日本的航班，去寻找赚钱的机会。在妻子留学日本后的这一年，亚非确实低调收敛了很多，负起做父亲的责任，与孩子更加亲近。但是他仍旧没有意识到欲望的欺骗性和遮蔽性，计划利用留学“买护照”这一需求到日本大赚一笔，复又燃起追求奢靡纵欲生活的热情。临走前还跟旧同事邵阳阳在和平饭店的咖啡室邂逅，“从拘留所出来后的失意烦闷，琳琳赴日之后的寂寞冷落，都在阳阳开开心心的笑声中忘记了”[4]30。“逃避人生环境的‘此地和此时’，逃避生活带来的责任，逃避生存的牵挂和忧虑一直是人类最持久的心愿之一”[7]162，对于亚非来说，“酒吧空间”能带给他身体肉欲的舒放、上流阶层的虚幻成就感和作为男性主体的菲勒斯快感，原就不甘平凡的他很难从根本上完成对这一空间的超克。

诚如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所言，“巨型城市集中了最好与最坏的事物，从创新者和有权势者，到与这个结构毫不相干的人群都有，后者随时准备出卖他们的‘无关紧要’，或是让‘他人’为此付出代价”[8]497。在上海这座巨型城市中，亚非和琳琳经历了“最好”和“最坏”的事物，从幸福的摩登家庭转而陷入飘摇破碎的境地，在享受欲望的同时也存在被欲望所反噬的危险。于是，他们选择逃离。逃离不是根本之策，但却是最直接有效的规避路径。

二、东京“酒吧空间”：异域漂泊的文化失落

琳琳逃离了上海的“酒吧空间”，告别了曾经让她幸福又悲伤的故土，带着家人的期许和黄金梦来到日本，希冀在这片一衣带水的异国他乡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从上海到东京，这不只是纯粹地理空间的转移，也意味着文化空间的变换，因此当琳琳选择成为一名自费留学生时，她已然将精英上层的强势话语下放，而成为日本主体文化语境下的弱势他者。摆在眼前的第一道难关便是生存问题，“按日本出入境管理局规定，在未进入大专院校之前而在各类日语学校中学习日语的外国留学生被统称为‘就学生’，‘就学生’不具备留学生资格，无权享受日本政府对留学生提供的各种优惠待遇，不能申请奖学金，留日期限不得超过两年，而且必须半年办理一次签证延期手续”[9]。然而人生地不熟的琳琳，即使想找一份普通的兼职也是极其困难的，“早期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找工作时更依赖于社交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中国留学生从学校毕业时，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联系还没有现在那么紧密，许多中国留学生除了依靠家里的亲戚关系之外，自己也通过边上学边打工的方式积累了一些人脉”[10]89。因此，她不得不依靠她在日本的保证人阿郑。

阿郑是新加坡华侨富商，在日本有产业，但为人好色狡诈，在对琳琳强奸未遂之后，将她介绍到日本情色酒吧——“恋”酒吧做女招待。“人际关系应在娱乐服务行业的打工机会的获得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虽然留学签证不允许学生从事‘风俗行业’(有色情性质的娱乐服务行业)，但风俗行业和一般的酒吧及咖啡店的界限没有那么明确。”[10]64刚从上海“酒吧空间”挣脱出来，琳琳旋而又进入日本东京的“酒吧空间”。然而大不同的是，在上海她是基于一种强势话语的主动介入，而置身日本东京，琳琳是以女性和外国人的双重他者身份来感受的，身体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当欲望主要退化为里比多的快感享乐时，身体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情欲的载体，它的内容变得单薄起来，身体成为一种官能，一种欲望的机能”[6]146。在日本的传统文化谱系中，他们强调的是性婚分离，“根据传统，只要财力允许，日本的男性也会在婚外发展性关系，但他们趋于将这种性关系和正式婚姻分开”[11]80，日本有句俗语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男人的上半身和下半身是分离的。”在现代日本社会，这种观念又以另一种载体存在，广大工薪阶层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并非回家，而是泡吧，“酒吧又是工薪阶层休息的最好场所。他们习惯在这里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恢复一下一天的疲劳。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回家休息……一个原因是……在酒吧里言者无罪……第二个原因更重要，在酒吧他们可以享受到特殊的恢复疲劳的方法”[12]145。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jtdxxb.cn/qikandaodu/2021/0707/7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