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吧空间的双城逃离重读蒋濮小说不要问我从哪(3)

作为男性的亚非，到日本东京之后则遭遇更为严重的精神危机。首先是底层处境与美好想象的割裂感。亚非来日本的计划是找阿郑商量做生意，欲借此东山再起，因此一下飞机就兴冲冲想找阿郑面谈，拜托张勇代为转达，但事情一直没有下文。在此期间，亚非迫于生计也干起洗碗的苦力活，这显然与他长久以来的精英定位相去甚远，所以他经常满腹怨言，特别是当他见识到新宿地下商城的繁华情景，“触目之处皆商品，花样百出，五光十色，新奇的款式，醒目的色彩，服务员招徕顾客殷勤的笑脸”[4]51，内心压抑的欲望再一次被勾起，愈加无心打工，再加上遭到同事小六子的歧视和欺负，于是愤而离家出走，到“恋”酒吧找邵阳阳。

其次是男性主体的话语失落。亚非在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无法获得优越感的情况下，只能转向对菲勒斯的自我确证，通过进入“酒吧空间”追逐女性来获得男性主体快感，“主体只有先依赖于菲勒斯证明自己的性别，然后才能证明自己的主体性”[6]125，而“主体之所以与菲勒斯认同，是因为菲勒斯象征着爱的满足”[6]127。如前所述，在离开上海前，亚非与邵阳阳有过一夜情，这让他感受到自我的菲勒斯意义。于是，他想在东京故伎重施，对邵阳阳动之以情，希望能够“再续前缘”，“人家下了决心来找你……琳琳和我想得不太一样，我没有办法，至少目前没有办法和她过下去……阳阳，不要赶我，让我待在你身边，哪怕是暂时的……”[4]83但是邵阳阳一句“很简单，因为你养不起我。同样的，我也养不起你”熄灭了亚非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以亚非目前的状况，连到酒吧消费都成问题，何况他们二人在本质上并无爱情可言，至多是情欲的满足。“对于欲望主体来说，本体欲望的不可能满足和实现不仅由于社会伦理规范的限制，而且也由于他经常将能指运转的过程本身看作是一种收成或收获，也就是满足，他满足于这种数量的激增，而不在乎质量的变迁。但是，能指的盈余与主体的建构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主体无法从欲望的无限追求中获得极大的满足与让步，从而导致一个恶性循环。身体的耗尽和耗散就是能指的消散过程，爱已经变成空洞的过程和空洞的代名词。”[6]132

亚非和琳琳是带着黄金梦而东赴日本的，其留学行为本身就带有欲望满足的预设，“同20世纪初期的留学生相似，20世纪末的中国留学生也以迥异的出国动机和学业背景赴日本留学。许多人甚至只是怀着一份好奇心想走出去看看世界，有些人只是单纯想赚快钱，其他人则多半被日本的先进技术所吸引，慕名前往日本体验现代化社会”[10]25，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都基于对日本现代生活的美好想象。虽然亚非和琳琳从上海“酒吧空间”抽身出来，但转而又陷入日本东京的“酒吧空间”，突如其来的文化和性别冲突使得他们的欲望内驱让位于现实困境，其日本体验也经历了从赋魅到祛魅的心理迭变。像亚非和琳琳这类留日青年，开始意识到欲望本体借助“酒吧空间”所设置的“幸福”迷障。

三、双城逃离之后：蛰伏底层与无从皈依

琳琳和亚非最终意识到上海和东京“酒吧空间”的欲望圈套，从拜物纵欲的狂热状态中清醒过来，完成了对上海和东京“酒吧空间”的二度逃离。琳琳在“恋”酒吧遭受性别和国籍的双重歧视后，“她的忍耐力和控制力终于被逼到了极限……扭身就往外跑，顾不上等电梯，顺着楼梯一直跑到一楼，冲出大门”[4]79。琳琳最初在上海体验过强势话语的优越感，在遭遇家庭变故后留学日本，面临日本文化的规训与压制，她的妥协显然有东方式的道德准线。在阿郑对她实施强奸即将得手之际，“仿佛是出于女性那种在最后时刻对于贞操保护的反射性的本能，琳琳突然一改瘫软状态，做出了迅速的抗拒”[4]61。所以说，对于日本崇尚性欲和“纵式社会”等级制的文化传统，注重伦理道德和血缘人情的中国“家”传统不可避免地带有基因式的本能抵触反应，琳琳最后求助于在酒吧门口摆摊的中国算命先生，在这一进一出之间，巧妙地形成了中国和日本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角力。

亚非的觉醒，也是基于东方道统的人性规约。在邵阳阳的引导下，亚非与阿郑终于会面。可他所谓宏大的赚钱计划却被阿郑的司机张勇狠狠地泼了冷水，“我们郑先生早就在做这桩生意了，还等你来说”[4]89。末了郑先生才道出自己的真正意图，“恰好，手头倒是有一笔生意，只是可能不大好做，想要借重老弟吧，又怕你为难”[4]91，实际上就是运毒，想借亚非中国人的身份，一方面方便行事，另一方面也可让他当替死鬼。按照先前亚非在上海的行为逻辑，这种投机倒把的违法行当他是可以接受的，但吊诡的是，他的内心迟疑了，“嗓子里好像忽然生出一块息肉堵住，发不出声来”[4]91。在这里，亚非身上所具有的道德基因被激发出来，形成中国人的良知，“对了，我还有点事，今晚就这样吧”[4]91，回避即是无言的抗拒。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jtdxxb.cn/qikandaodu/2021/0707/7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