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弃儒不用则不接地气年首届儒学(3)

“五四”以降，儒家用与不用，几经沉浮，命运坎坷。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如潮，大大淹没了守护传统的“学衡派”的声音。儒家被抹黑、被泼脏水。“文革”期间，则有声势浩大的、全民参与的“评法批儒”运动，儒家被当作“四旧”而被人们踩在脚下。董仲舒研究一片荒芜。因为林彪1966 年8 月8 日说过一句“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见《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4】1 号附《林彪与孔孟之道》），于是在1972 年“九一三事件”后，董仲舒便被株连，而遭受深度谴责和批判的命运。1974 年《红旗》杂志第2 期发表署名为“景县董故庄大队党支部”的文章：《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随后，北京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教师、工农兵学员专门跑到景县大董故庄开展“批林批孔批董”活动。董健在1974 年3 月5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林彪与董仲舒》，顾为锦在1974 年第3 期《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与林彪的复辟之道》，都是典型的“大批判”文章，影响甚为恶劣。当时的整个中国都进入了一种反儒、排儒的状态，尽管绝大多数参与者都并不知道儒家到底说了些啥。儒家完全成为一种负能量，遭到各种嫌弃。

改革开放之后，儒学在中国慢慢复苏。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实就是借鉴了儒家智慧，从传统经典中挖掘国家治理的思想资源，而试图以全民性的“小康”实践涵摄乃至对冲掉来自西方的现代化运动。在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先进文化”也要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精神基础，否则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先后发表六次重要谈话，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起共同成为执政党国家治理体系的思想资源。这种情况下，如果弃儒不用，则无根，接不了地气，显然不是明智之举；而如果反儒、排儒，则显得更为荒唐。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甚至直接援引过董仲舒“德主刑辅”的命题主张（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 年10 月13 日下午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董仲舒也被列入必须继承的中国古代二十五位“思想大家”（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年5 月17 日）之中，按时间顺序，名列第九。这些都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两千多年前董仲舒的思想理念、精神主张，重新走进国家领导集体的视野，或可为执政党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输送有益养分。

特别是2019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招标有两个一般项目：衡水学院的《董仲舒学术史研究》，复旦大学的《董仲舒与何休对〈春秋公羊传〉诠释之比较研究》；一个重大项目：上海交通大学的《董仲舒传世文献考辨与历代注疏研究》，获得成功立项，在座的魏彦红院长、刘国民教授、王宏海教授、白立强副教授、代春敏讲师等还是子课题负责人或课题组成员。董学研究在一年之内竟然有三个项目同时获得国家资助，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成为重大研究项目，当然也是第一次，其意义真是非同一般。因为这至少标志着：这些年来我们的董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并已经赢得一定的学术认同，或许也已经上升到国家需要的层面。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董学研究开始注入了国家力量，面临着成为一种国家治理学术资源的可能。董学从过去的被排斥、被打压，到当下的国家承认、国家支持，显然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十八大、十九大都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无疑有益于中国朝着现代化国家迈进，而如何挖掘、总结、继承而不是抛弃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优秀资源，如何认真借鉴历朝帝王尊儒用儒、废儒弃儒、反儒排儒、崇儒任儒之经验教训，如何处理好作为本土文化传统的儒家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现代学术之间的理论关系，对现代化建设都十分重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董学如何释放哲学解释力、借助于积极的义理阐发而激活董学的内在生命力，如何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维持一个合理、有效的张力，也将考验着我们治董学人的功力和韧性。

最后，预祝会议顺利、成功，愿意大家收获满满，德业长进，喜乐安康！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jtdxxb.cn/qikandaodu/2021/0428/6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