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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弃儒不用则不接地气年首届儒学(2)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4-28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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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景帝时,辕固生就因为一句貌似亵渎了《老子》的话而被窦太后赶进猪圈,命其与野猪决斗,差一点丢了身家性命,朝廷绝不允许有任何以草根儒家冒犯或

景帝时,辕固生就因为一句貌似亵渎了《老子》的话而被窦太后赶进猪圈,命其与野猪决斗,差一点丢了身家性命,朝廷绝不允许有任何以草根儒家冒犯或挑战黄老道家权威的言行。黄老之学盛行,萧何、晁错以下的历任丞宰,一直都奉行休养生息、与民松绑的政策,废儒、弃儒已是明确的历史事实。儒家对汉初帝国治理的贡献几乎为零,其地位已经被极度边缘化。这种局面一直到英明皇帝刘彻的出现才有根本性的改变。武帝有理想、有野心,思维也很活跃,他问计于天下贤良文学的第一条竟然是非常地道的哲学问题:“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这哪里是在探讨天下治理的问题?简直就是要讨论抽象的天道哲学。相比于景帝始终摄于太后的威压,武帝或许受启发于董仲舒的著名对策,“抑黜百家,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而推崇儒家,摒弃黄老道家,促使儒家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心,把儒家自孔子以来、经孟子、荀子、《大学》所精心设计和描绘的愿景蓝图付诸现实体制,好歹总算有“一只靴子落地”了。武帝与董仲舒,政治家与儒家知识分子的联袂献演,使得大汉帝国的意识形态管理呈现出至少在旗帜、口号上是用儒、尊儒的,因为儒学是否定于一尊始终是一件富有争议的事情。但无论如何,的确也是在武帝的手上,儒家被尊、被用,开始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立于学宫,成为官学,因而获得了令诸子百家觊觎、垂涎的经学地位。从民间私学提升为国家之学,从个人授受一跃而成为“国家宗教”,没有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其中也必定隐含了许多酸甜苦辣的滋味。儒家开始逐步成为汉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而统领、引导诸子百家的发展。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现象则是,采用黄老之学的汉初六十年创造出了经济腾飞的奇迹,国家富裕,人民殷实,中央银行里的钱币贯绳都腐烂了,储备充足,家底厚实。而用儒、尊儒的武帝朝却耗散天下财力物力,以至于出现人相食的不堪景象,一时间天下民口竟然锐减至半。法家、道家都可以富国富民,儒家却为什么不能?没有实现富国富民,究竟是儒家的责任,还是统治者的责任?实在有必要先搞清楚。

王莽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崇儒、任儒的典型。建国元年,其所推行的改制措施:将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全面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随后的改革官制,加强相权、兵权,改革币制,实行“五均六筦”制,政府操控信贷物价,盐铁官营,山川河流收归国有,强调民本并与民休息。次年,集天下贤能之士于长安,由国家出面,组织编撰《汉语典》《医典》《婚丧典》《文学典》等重要典籍。这些措施无一不符合《周礼》的设计,无一不体现真正的儒家精神追求。然而,最终结果却导致了新朝政权的迅速覆亡。究其原因,儒家不接地气的理想主义害惨了他,书卷味太浓而对接不上现实需要,不知救治而最终死路一条。对儒家的崇拜,已经到了迷信杜撰经典、对伪经深信不疑而削足适履的地步。

任儒之害,尤以为烈,深为后世帝王所警戒,以至于汉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再也没有出现过王莽这样的蠢货。魏晋玄谈之风盛行,大唐佛教之风盛行,儒家难得见用,故“道统”谱系才需重新梳理。如果魏晋是因为不用儒而导致王朝短命,民生凋敝;那么,反推于大唐,却得不出同样的结果,有唐一代的兴盛、开放与繁华几乎不是在它之前和在它之后的任何王朝所能比拟。这或许便意味着用儒、不用儒与王朝兴衰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联。赵宋王朝尊儒,太祖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谆谆告诫,知识分子备受尊重,武官压抑不发,文人士大夫则扬眉吐气。所以,有宋一代文化繁荣,思想活跃,创新性强。但武力薄弱,不堪一击,虽然富甲全球,GDP 总量世界第一,但却是一堆任人宰割的肥肉,油腻而软弱,国防失力,疆土不保。“靖康之耻”亘古未有。崖山之后,几乎抽掉了整个汉人民族的脊梁骨。尊儒之极,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元人外族政权主宰中原,主导意识形态不可能用儒,尽管他们也延续实行了科举制度,并以儒家经典取士。横跨欧亚大陆的巨型地理疆域,使得最高统治者根本无暇、也无力顾及帝国治理,稳定政经秩序的建构和确立可能从来就没有排上过大汗的议事日程。蒙元剪灭异族、大肆屠杀汉人的血腥暴政,显然有违儒家仁道主义精神,因而绝不被后世人们所称道。元朝不用儒,必然短命而亡。女真族清军入主中原之后,则充分汲取了蒙元的教训,尽管也不乏接二连三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文字狱”的残酷清洗,但他们做得比较伪善的一点则是,还知道用汉治汉,并且不把自己当外人,粉饰以中原的文化,当然是以儒家为主体,打着儒家的旗号。雍正皇帝的《大义觉迷录》甚至以先进文化自居,俨然礼乐文明的代表,但他们绝不会从宋明道学的思想中寻找帝国治理的方略,法家的严刑峻法才是他们统御天下的惯用手段。这就恰好再次印证了汉宣帝所说的那句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汉书?元帝纪》)甚至,似乎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从来就没有被统治集团真正信任过和使用过,抛弃不用、边缘化闲置则是常态。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jtdxxb.cn/qikandaodu/2021/0428/6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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