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载剧校史，幽微大时代——评顾振辉的上戏民(2)

又如第一章与第三章里，对于师资力量的介绍，可以说是全书最值得关注的部分。一个学校的灵魂就在于它的师资力量，师资力量的强弱直接决定了这个学校的办学质量。诚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言：大学并非大楼之谓，而是大师之谓也。剧校立足于上海这片戏剧的热土，在顾仲彝、熊佛西两任校长的积极延请之下，剧校云集了田汉、洪深、欧阳予倩、曹禺、李健吾、黄佐临等一大批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殿堂级的人物。作者依托于史料与校友的回忆，不仅展现了他们的风采、总结了他们戏剧教育的方法，并且在附录中还整理了一批大师们当年留下的讲课记录。这些讲课记录现在读来真是令人神往。

再如在第五章与尾声部分，在描写学生运动与迎接解放的过程中，作者并没有坐井观天地将视野仅仅停留在横浜桥这一亩三分地，而是将上戏民国的校史放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形势下来观照。

在介绍剧校学生运动时，作者先梳理介绍了上海整个学生运动的形势以及中共地下党如何在上海逐步开展学生工作、建立学生组织的大体脉络。结合这样的大背景，再行介绍剧校的学生运动时，便能充分了解剧校学生运动在整个上海学生运动中所起到的宣传作用。也诚如作者书中所言：“他们意气风发于剧校内外，挥斥方遒于舞台上下。他们真诚地为了自己的戏剧理想，更为着自己所向往的新中国而无怨无悔地贡献着自己的青春。”

在尾声部分，作者介绍了三大战役以及渡江战役期间的政经形势，反映国统区江河日下的整体态势下剧校师生们的现实困境。然而，面对这样的困境，剧校师生又如何弦歌不辍，在配合全市学生运动开展有声有色的演剧活动之外，还积极组织了应变护校队，将部分校产交由其中一队人马从横浜桥转移到了上戏现在的华山路校区——“台尓蒙”。在这样“两线作战”的情势下，作者再结合上海由南至北的解放过程，逐一介绍了这两队人马是如何亲眼见证这“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性时刻。

三、史观平和，论述得当

福柯曾在他的《社会必须被捍卫》一文中提出“反历史”的理论，他指出“反历史”理论扮演了两种不同的角色，其一是打破了旧有权力意志下历史叙述的同一性。由于这样的历史叙述是胜利者的历史，“反历史”让失败者、弱势者异质的历史也得以呈现：“从权利的眼光来看是权利、法律、义务，从新的论述角度看，却是滥权、暴力、强征。”[1]其二是“反历史”破解了旧有权力意志下历史叙述所营造的历史连续性。由于官方历史展现出权力的效果“照亮了社会体的一面，却让另一面落入阴影或陷入黑暗”[2]。“反历史”反映或呈现了一个民族被忽视的过往或断裂、空白的时刻。

中国现代戏剧史的研究，早年间经常受到“左”的历史话语的影响，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无法以一个平和客观的视角看待民国这段历史。之前有关上戏民国校史的史述中，对于历史的叙述因其时代的局限性而往往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上的倾向，过于强调“国民党对于学校的迫害”“学生中间的‘敌我矛盾’”等。在《考略》一书中，作者本着“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的治学原则，秉笔直书地还原了诸多历史真实。

比如在介绍“裁撤风波”时，作者专设一节将“始作俑者”——上海市参议会的来龙去脉以及在裁撤风波中的作用逐一进行介绍。在“裁撤风波”过程的叙述中，也将整套“游戏规则”一一予以详尽的介绍。在如此抽丝剥茧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还原了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这使我们发现了那时与当今迥异的民国政治、社会生态之下，“肉食者”们并不能为所欲为，社会各界可以有力地通过独立的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反而是那些在参议会中主张裁撤的衮衮诸公们却在汹涌的舆论面前变得噤若寒蝉。作者在史料的详尽爬梳之下，公允地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裁撤风波”是缘于抗战结束后，上海人口激增而导致中小学校舍的供不应求。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则是当时对戏剧教育的社会功能认识不足，以及当局对于剧校进步风气的不满。……作为民选的市参议员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面对突出的社会问题，显然有些躐等躁进，也没有充分地进行调研工作，对于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在认识上有明显的不足，从而未能以长远的大局来看问题。这种明显短视且躐等躁进的行为导致了市参议会一面要增加教育经费、普及国民教育，一面又要裁撤包括民众学校在内的教育机构。……故而，此项决议本身显然有欠周全，其背后藏着国民党依旧幻想通过消除自己难以控制的教育机构来维护其一党独裁的“训政”思维。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jtdxxb.cn/qikandaodu/2020/1222/4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