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创建中国第一家银行的晚清重臣书家(3)

如今，国内高等教育正蓬勃发展，不少高校尤其是“双一流”高校纷纷设立书法专业。但遗憾的是，在目前的高等书法教育环境下，学生普遍更重技法，而忽视传统文化和“学问”积淀，更缺乏丰富的人生历练和社会阅历，自然难以写出清代重臣书家那样“书初无意于佳乃佳”的真正书法，甚至沦为“操作型书匠”，的确值得反思。

1十九世纪末，甲午战败，民族危难。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秉持“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信念，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了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建校伊始，学校即确立“求实学，务实业”的宗旨，以培养“第一等人才”为教育目标，精勤进取，笃行不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成为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被誉为“东方麻省理工”。2即今常州市钟楼区五星乡盛家湾村，西新桥之西，芦墅桥之东，原与关河、市河相通，现河已不存。3又称邮传部大臣，从一品。4所谓“长三房”，是指迁常第三世盛芳有三子：用章为长房，元章为次房，顺章为三房。长房用章有三孙∶长孙可仁为“长一房”、次孙可义为“长二房”、三孙可礼为“长三房”。5曾祖父盛洪仁（1748—1815），乾隆时捐赈议叙九品，授登仕郎；祖父盛隆（1786—1867），嘉庆十五年以宛平籍中举人，以知县发浙江，历任安吉、太平、长兴、德清、孝丰、归安、山阴诸县知县及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1814—1902），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历官安徽庐州、宁国、直隶诸州县知县、知府，咸丰年间任湖北督粮道、武昌道兼布政使、按察使，后移任浙江杭嘉湖兵备道、按察使。高考刚刚结束，又到了志愿填报之时。每当这个时候，无数的学生和家长们都会在心仪的高校中反复比对、仔细筛选，而上海的高校无疑备受青睐，尤其是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这两所“双一流”名校，更是无数学子心中的“圣殿”。其录取分数也高得惊人，常年位居全国高校前四，仅次于北大、清华。其实，上海交大录取分数高，不仅因为其综合实力雄厚且身处全国经济、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上海，还因为其历史悠久、名人辈出、声誉卓著，素有“东方MIT”之称。众所周知，上海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1是由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于甲午战争之后的1896年所创。但鲜为人知的是，盛宣怀还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更不为人知的是，他还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清代重臣书家集群中的典型代表。盛宣怀（1844—1916年），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汉族，祖籍江苏江阴，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2，死后归葬江阴。清末官员（官至邮传部尚书3），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著有《愚斋存稿》《常州先哲遗书》《经世文续集》等。丰乐中和联晋帖隋珠联积善永锡联行草手札常州盛姓中，以龙溪盛氏“长房三分支派”4最为著名，而晚清重臣盛宣怀一支即出自“长三房”。盛宣怀生于官宦世家，其曾祖父、祖父及父亲皆通过科举入仕5。盛宣怀幼承庭训，少时即入私塾，及长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学习完毕，并凭借自身兴趣学习了史学、地理、经济等经世致用之学，甚至还自学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法名著，这都为其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良好基础。由于他的父亲盛康喜好金石书画，家中书画、篆刻藏品甚多，故耳濡目染、日日熏陶，他的书法水平逐渐提高。16岁时，由于太平军的到来，盛宣怀与家人先后逃往江阴、盐城，后被父盛康（时任湖北粮道）接至湖北。22岁时回武进县应童子试，补县学生。23岁乡试落第后，即随父设义庄、增祭田、建义学、修宗谱。由于他思谋周全且书法精湛，故许多筹划工作及具体的书写、刻字等皆有其参与。26岁时（1870年），他经人举荐入李鸿章幕，深受李的赏识和器重，次年即官至知府级别，从此开启了他的“洋务人生”。19世纪中期，继第一家外国银行——丽如银行6丽如银行（东方银行）前身为西印度银行，总行设于印度孟买，是英国政府特许银行。1845年改名为东方银行，总行迁至英国伦敦，并在香港设立分行。1847年在上海设立分行，是上海最早出现的一家银行，也是我国出现的第一家现代商业银行。在华设立分行后，各国银行纷纷进驻中国。到1897年前，外资银行已达20多家，而中国自办银行却仍未建立，故其时外资银行在国内发行纸币，垄断国际汇兑业务和整个金融市场，并通过大量贷款逐渐控制清政府的财政，对中国实施了疯狂的经济掠夺。这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故从1859年起7就不断有人呼吁建立中国自己的银行，以抵御外国资本的入侵，盛宣怀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8他认为“吾国通商以来……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他还认为，只有中国自设银行，才能“通华商气脉，杜洋商之挟持”，并通过设立银行代理国债，可替代洋债，使政府“不受重息之挟持，不吃镑价之亏折”，“但使华行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几经周折后，近代中国第一家华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5月27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在上海正式成立。通商银行定位是商业性的股份银行9建行时实收商股250万两，户部存入的100万两不做股份，只为暂借，并做出逐步偿还计划。，经营方针强调“悉照西例”“以汇丰为准”，即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经营规则运作，以扬西方经营之长，避中国封建经营之短。相比以往的钱庄和票号，这在金融组织经营方式上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开启了近现代国内商业银行发展史的序幕。当时，由于张之洞忌惮盛宣怀权势过大，故极力反对其出任银行督理或督办。于是，盛宣怀选择严信厚、张振勋、时成忠等8人为总董，但通商银行的实权仍掌握在其手中。成立之初，国家即授予其发行银元、银两之特权，使之成为整顿币制的核心与枢纽，至此本国货币与外商银行之纸币方得以分庭抗礼，金融大权不复为外资银行把控。除发钞外，通商银行还代收库银，并在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经济发达地区设立分行，业务发展盛极一时。民国肇兴，该行改为纯粹的商业银行。1936年，该行又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10资本额增为400万元，原有私股350万元按15%折合成52.5万元，另由国民政府以复兴公债抵充，加入官股347.5万元。。此后，逐渐被“四大家族”控制，并与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等合称“小四行”。解放战争时期，杜月笙、骆清华等控制人想方设法抽逃资金，至上海解放前夕，通商银行只剩一些房产，几乎沦为“空壳”。曾经的中国首家银行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不禁令人唏嘘。通商银行纸币通商银行纸币通商银行纸币与君继苏联时势造英雄。晚清时期，在风云跌宕、变幻莫测的政局之中，诞生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批高官重臣。他们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通过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锐意革新，一度推动了清王朝的“中兴”；而且还是优秀的书法家，只是长期以来书名为政名所掩，甚少受到关注而已。其实，晚清重臣书法家在整个清代书坛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中，曾国藩楷书劲健刚拔，竖起了一面承唐继宋而刚柔相济的正书旗帜，其行楷亦堪称典范，且于书论颇有造诣11其书法论著散见于《日记》《家书》及其他文章中。；左宗棠诸体兼善，尤以篆书著称，骨力雄健，古朴庄重，时称“左篆”，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赞誉“左文襄笔法如董宣强项，虽为令长，故自不凡”；张之洞以行楷见长，书法笔力遒劲，俊迈豪放，跌宕有致，自然丰润；李鸿章亦擅行楷，其用笔按提有序、丰腴厚重，结体内敛有致、疏密井然，笔墨酣畅淋漓、变化多端。这些晚清重臣之所以能在书法上取得如此成就，不仅由于其家世良好，多出自官宦之家，自幼接受了较好的启蒙教育和艺术熏陶，也离不开后天的辛勤付出与执着追求。如曾国藩在家书和日记中多有记载“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习字一张，不甚间断”；即使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他也能“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左宗棠亦是如此，即便在战火纷飞的行军打仗中，他都深夜挑灯读帖染翰，从不稍辍。更重要的是，晚清重臣书法家丰富的阅历和传奇的经历，使其与一般书家拉开了距离，呈现出独特的庙堂之气。盛宣怀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书法工楷、行、草、隶诸体，尤以楷书见长。他的楷书取法唐楷，深研欧、颜诸家，后参入“苏体”笔意，对《表忠观碑》《上清储祥宫碑》《罗池庙碑》《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下过苦功；行书上溯二王，兼及“苏黄米蔡”宋四家，尤其钟情苏轼和米芾，审美偏好呈现出明显的“尚意”趋向。从存世作品看，其主要以楷书为主，且多为楹联，这也是清代书法的鲜明特点。观其书作，用笔遒劲有力、金钩银画，结体肥瘦长短有度、严谨端庄，章法大气充盈，颇具“苏体”风神。并且，他虽重在写“意”，但却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求意而不师形，故在用笔结字上不死守楷法，往往“率意而成”，楷中有行，行中有楷，而这恰恰与苏轼“书初无意于佳乃佳”的书学理念十分吻合。尤其是盛宣怀与友人来往的信札，皆是其信手拈来、随手书就，通篇沉着激迈、笔致劲健、结字精美、布局疏朗、章法自然，流露出一种踌躇满志的盛气，既是欣赏盛宣怀书法的重要材料，也成为研究近现代商业史、教育史等的珍贵素材。行书手札楷书信札除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外，盛宣怀更多让人记住的是其在实业、教育和慈善等方面的卓越贡献。在实业上，作为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或出谋划策，或亲力亲为，于近现代航运、电报、纺织、煤矿、铁路等事业有筚路蓝缕之功，创造了中国实业界的诸多“第一”，如创办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勘矿公司——中国勘矿总公司、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等，有力振兴了民族工业，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在教育上，他有感于甲午战败之殇，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西国人材之盛皆出于学堂”等观点，并奏请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1895年10月2日，光绪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公立大学。1896年，盛宣怀又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并相继开设师范班、航政科、译书院、电报学堂、经济特科及铁路班等，以满足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之需。并且，盛宣怀与大学教育的渊源并不单纯地体现在亲自创办大学上，还在于其留给高校的诸多藏书、信札等宝贵的精神财富12。在慈善上，他亦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赈济家之一。他曾分别于津、沪两地创立“广仁堂”“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并首创“以工代赈”之法，创造性地解决了数次重大灾害问题，使上千万人得以救济，受到了清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好评。慈禧曾赞誉“盛宣怀为不可缺少之人”。尤其是在“广仁堂”等慈善机构失去官方经费支持后，皆由他主持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汉冶萍公司、又新公司等企业赞助，使之得以维持正常的赈灾救济功能，可谓福泽千里。如今，国内高等教育正蓬勃发展，不少高校尤其是“双一流”高校纷纷设立书法专业。但遗憾的是，在目前的高等书法教育环境下，学生普遍更重技法，而忽视传统文化和“学问”积淀，更缺乏丰富的人生历练和社会阅历，自然难以写出清代重臣书家那样“书初无意于佳乃佳”的真正书法，甚至沦为“操作型书匠”，的确值得反思。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jtdxxb.cn/qikandaodu/2020/1222/489.html